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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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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作者按:钓鱼岛之争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作者联想起“九一八”前后中日各方关系的结构:日本少数极右翼挑起事端,占据了日本“爱国主义”话语至高点,中国虽然是弱国,但国内高调民族主义出于义愤,而对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不得不保持国民革命王正廷“革命外交”以来的高调立场,中日之间出现持续的硬硬互动,相对温和的日本外交官与文官政府纷纷被主战派机会主义者取代。随着极右翼的战功胜利,日本中间派民众越来越向极右翼好战派靠扰,军国主义如鱼得水……。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学一点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的智慧:“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忧虑,现将三年前的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出来供参考(本文已收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值此历史关键时刻,通晓中道事理常比高昂的激情更重要。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原文导语
: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形成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作为超大型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特点.而近半世纪来中国政治文化与高调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民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条件下崛起的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表现方式和发展态势,与作为刺激源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挑战与压力的强度有关,也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自秦汉以来,天朝帝国优越感就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特质对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因而也有着潜在深层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也往往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个性特点与心理倾向性。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高调性现象。自清末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来,危机压力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士绅精英与民众中,表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的高调性与激进性,这些特点不但在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条件下,而且在北伐以后,国家完成统一而仍然处于弱国地位条件的民国初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历史选择,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士绅中,以后在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的民间与官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历史选择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优势话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国时期的外交路径与政治取向。

  

  必须承认,这种激昂高调的民族主义对于聚合人心,动员大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可以说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但另一方面,它却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下面,作者试图对近代以来高调民族主义的特点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清流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它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够起到思想碰撞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质化。不同声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的相当碰撞与制衡,对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义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心。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书名的抢眼(当然作者也不得不为此要付出给部分读者第一眼的负面印象的代价),也包括精心的商业策划或“炒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30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士绅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与态度。用清末义士唐才常的话来说,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者看来,选择是否进行战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绅以高谈“主战”来体现其爱国的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战与不战,是体现政治上的道德与邪恶的试金石。只有勇于迎战列强,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其次的问题,甚至未必却并不在清流党人的考虑之中,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来,战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军事理性主义的世俗盘算,而是道德与人心是正,还是邪才是关键所在。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清流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热情与民族大义的理念。

  《新民周刊》: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称,他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来界定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你如何看?

  这样,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中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特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绅阶级中,深受危机压力而产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过主战论的大言高论而得以“理由化”。这种泛道德主义态度与思维方式,已经无形中渗透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日本主战还是谈判,成为判断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清流民族主义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萧功秦: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特点,来自外部世界刺激与压力,会刺激中国人百年来的历史屈辱感与历史的悲情,这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就会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这种民族主义反应也会随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可以作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实例。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清流民族主义的优势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然而,这本书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不能用我原先的观点来解释了,从总体上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过去要温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风暴以来,西方更有求于中国,各国都显得放低状态,希望与中国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与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表现出高调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很难用反应型来归纳。我认为,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外国人要学会与中国民间的这种非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长期相处。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要害是,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外部敌手”,这一点被作者们视为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作者之一王小东兄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一个物种,没有外部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他从社会生物学中为这种新民族主义找到了根据。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多少“选择压”,所以“大家自我感觉很好,可以混,这样就不可避免会衰退”,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句话:“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不知道小东兄是不是认为,为了我们民族的强大,中国有必要在缺乏“选择压”的情况下,也去追求或制造“选择压”呢?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滑铁卢”之战,是中国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我想,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外部压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压力,理所当然就要制造出这种压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可怕而且危险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比他们更激进的、更“愤青”的人们呢?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这一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时,作者们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呢?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由此影响了一百年中国民族的命运,

  小东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导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不怀疑他的学术真诚,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诚地献身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那就来不及了。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英国的当政者在天津条件之后,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那么西方各国也完全可以把中国当作任人斩割的印度一样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从此激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转变为瓜分政策。它们步日本后尘积极参与对中国侵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他们的表现特别亢奋。

  也许各位作者朋友会说我把问题讲得太重,他们决没有这样意思,他们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安逸,但关键是这种民族主义内含的逻辑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它会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为,压力是一种强加于你的东西,而“外部选择压”则是你主动要选择的东西,前者产生的反应是自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向外进攻。而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书读一下,就会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说它外强,是表面上很有气势,说它中干,因为它除了给愤青们以“精神胜利法”的安慰外,并没有大国的宽厚雍容的文化底气。

  从此,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民族危机时代,也开启了我们民族二十世纪苦难的命运经历。中国陷入亡国的重大民族危机,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与清流党为代表的高调而又虚骄的“大国”优越感、泛道德主义大言高论、群体信息的贫乏而形成的激进思维的同质性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危机时代形成一种虚骄的激进的强势民族主义。

  应该说,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外部选择压”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大得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充斥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空气中,但中国并没有在那时繁荣强大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相反,中国现在恰恰正处于受“外部选择压”折腾最少的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以每年10%增长率发展了20年。我们刚刚安逸了几年,“新爱国主义者”们总觉不习惯,总觉得我们折腾得还不够。

  

  

  二 民国初年的高调民族主义

  刚长出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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