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

⑤[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题记

党群关系的价值和理论形成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观念基础。党群关系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密切联系群众”等思想理论中,阐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党群关系的本质、内涵、价值和意义,证明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有机统一。党群关系是辩证统一体,这是由党和人民群众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是建构执政合法性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基石”和“支柱”,是人民群众的组成者、代表者和领导者。党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集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阶级性、群众性和先进性的统一。其次,人民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人民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⑨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⑩离开人民群众,便没有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与发展,也无从谈起任何合法性。最后,党群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是执政合法性建构的关键。从社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人民内部关系;从政治意义上看,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以“领导和执政”为内容的主客体统一的政治关系;从哲学意义而论,党不能脱离群众,人民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党群关系实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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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页。

  
在英国,走向君主立宪制后,摄政这一古老的难题就顺理成章成为理性规范的对象。虽然早在1937年之前,英国议会就通过了《国王缺位时的摄政法》(1728年),但这个法确切地说还只是属于法令,是专门针对卡罗琳女王在其丈夫国王乔治二世因返回汉诺威而缺位时摄政而颁行的法令。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摄政法始于1937年以及之后1943年和1953年先后制定的《摄政法》,它们对这一功能给予了一般性的规定。按照该法规定,英王即位时若尚未满18岁,如继位时的伊丽莎白公主,或因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如发疯的乔治三世,或出访等原因不能行使职权时,应分别情况由成年的王位顺序继承人、女王的丈夫、大法官、下院议长、高等法院院长、上诉法院院长等中的某些人摄政。显然,英国立法者意识到了作为统治权主体的人之有限性,此种有限性使得主体人选的“适格”与否非常关键。这种有限性具体可概括为三方面:①因年幼而形成的认知力和判断力的局限;②因疾病或死亡等导致的缺乏或失去判断和行动能力;③因分身乏术等形成的决断意志的缺位。视此等情况为人作为有限生命之存在实乃无法避免之情形,并以立法形式公开规定之,足见英国政治一贯的成熟与智慧。正是因为正视这一立宪君主制下仍难免会遭遇的困境,才使得通过制度安排使其从可能的篡夺政权的危险中脱离出来,成为可平安度过的常态政治。显然,即便是在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制下,摄政这一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上台面之事,却成为一般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君主立宪下的摄政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就在于,它使得君主成为客观规范或者说人民意志的对象,而不是主导规范与人民意志的命令者。

规范合法性是形成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石。规范主义合法性传统认为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在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上,价值规范是合法性构成的基本要素,也是合法性生成的价值导向,更是合法性评价的诠释准则,主张“社会价值构成了权利的内容,成为政治合法性一个显著标志”。⑦“天道”“仁政”“正义”“公意”“幸福”等伦理范畴被认为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和渊源。因为,合法性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标准,而是多元的、立体的;它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合法性的思想和观念,支配人们合法性的认识及合法性的行为,形成合法性的评价系统。从“天命论”经“契约论”到“正义论”的转变过程,深刻反映了政治合法性作为认知观念和价值准则的基本属性。规范主义合法性是一种主观合法性,即政治意识形态,注重合法性的价值问题,具有神圣性、理论性和评价性,它构成执政合法性有机系统的观念基础。古今中外历史上,国家形成中的“观念启蒙”“思想解放”“理论指导”等都表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往往就从规范合法性开始。

  
自辛亥年立国之后,华夏一族实际上并未因此摆脱清朝末期以来的厄运,相反颇有些变本加厉,不断受到殖民、侵略、内战的蹂躏,令很多人滋生甚至实践了复辟君主的念想。1919年之后,更是推动人们寻找新的救国方案和民主政治类型。任何人认为辛亥立国不算成功,换作理论话语表达,其实是在质疑,现代共和政治果真超越了古代政治吗?进一步延伸则是,将君主主权替换为人民主权与其说为现代政治开辟道路,不如说,除了提供新的合法性和纲领之外,反而增加了重树政治权威的难度。在这个意义上,当现代政治最有力的批判者卡尔·施米特指出,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仍旧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从蜂拥在现代理性周围的拥趸中发出的冷静呐喊,不啻于给予现代政治理性的当头棒喝,令人们重新反思现代政治的民主任务以及其他目标是否确实完成。显然,现代政治所提出的合法性口号和目标,如“公平”、“正义”等,在价值的高度上并没有超出中国古代“等贵贱、均贫富”,后者其实正是“人民统治”中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维。那么,若是从现代政治文明的新鲜感走出,可能就会问,有哪些古代政治的问题即便到现代还依然如故。就本文来说,如果历史研究不限于追问历史真相,而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统治转换为人民统治的百年历史,除了以革命性的眼光继续批判古代政治的落后外,更为重要的则是重新审视和寻找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结构间的连贯性。在这个意义上,当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三阶段走,训政乃是必经阶段的时候,其实背后涉及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核心困境。整个共同体面对外部压力而不得不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但是,新生活方向在哪里,道路如何走,秩序如何维护,仍旧悬而未决。换言之,新生“人民”作为共和国的“主人”,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总是缺乏判断力和行动力,那么,它是否需要“摄政”;革命政党作为现代政治语境下的“摄政者”抑或说“新生人民的代表”,如何构建人民意志而还不会成为僭主。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摄政在中国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中展示出的功能必要性,力图揭示出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政治思想和实践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摄政功能为何转向以及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转向“人民意志建构”的现代政治话语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认同、选择和支持的结果,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党群关系直接决定党执政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①学界对党群关系与党的合法性关系的探究主要从“政党建设”与“政党合法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但是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不多。如何理解党群关系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意义,探究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的“多维一体”的模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也是本文思考和讨论的核心主题。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党的代表性、先进性与人民的主体性、实践性是统一的,党的领导是人民群众选择、支持和拥护的结果,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目标宗旨和奋斗目标,这既是党群关系的实质,也是党群关系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党执政理念的界定和传播,完成了党群关系在逻辑上、价值上与合法性评价的对接,奠定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根基和理论基石。

   ——孙中山

执政合法性,即政治统治或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实际上是不同社会“依据社会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内在原则对执政提出的本质要求”。②执政合法性集中反映了人民与国家、政党与群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回答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何以可能”与“如何有效”的问题;简单地讲是人民对国家、政党的认同和支持问题,即“人们支持不支持”“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合法性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博大精深。韦伯把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传统型(traditional)、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三种;③弗里德里奇将有效性与宗教信仰、哲学的正义观、传统观念、程序观念作为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五大信仰基础。④作为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实践模式形态各异,主要形成规范主义合法性、经验主义合法性、程序正义合法性以及功利主义合法性四大传统。作为政治实践活动,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至关重要,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而且任何一种合法性的建构均为一个多元的社会系统。哈贝马斯认为:“在不求助于合法化(即对合法性要求的证明)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⑤事实证明,合法性已构成现代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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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党群关系为内容的程序主义合法性的建构,不仅使党群关系制度化、法律化,而且把党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群众程序性、制度性的选择和支持基础之上,通过规范、有序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形成共产党合法性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制度系统,奠定了合法性的形式基础,并保障党群关系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无论古代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都必然要处理政权因主体的有限生命面临的继承人选的问题。这一继承人选无论以何种方式确定,都必然要求及时的政治决断。寻找作出此一决断的方法,可以使得具体的人合法地续接上前任的权威,维持政治体的稳定性与长久性。古代政治选择了血缘这一非理性和“反民主”模式。然而,切不可认为这样一种方式的确定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血缘的非理性较之政权因其主体的死亡而引发的混乱,已是相对理性的选择。类似的典型例证可在西藏的历史中发现,为了使得政教合一的政治不致因为某世达赖喇嘛的死亡而发生动乱,选择金瓶掣签以及转世灵童可谓非凡的智慧。然而,并非每个政治体都为此准备出对策,也很少有政治理论家会对此种情形给出有意识的安排。原因就在于,满足于民主合法性的现代政治家与学者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政权与政权主体的紧张乃是政治的永恒冲突,任何理论回避而非有针对地提出对策,仍旧无法摆脱政治在特定时期面临的困局。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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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现代政治,亦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变革最为醒目的标志,不外乎推翻了传统的王朝政治。但是,推翻王朝政治—也称君主专制{1}可否直接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实现,常令人生疑。一般来说,学者们愿意将这种推翻称之为“革命”以示现代之高明,而古代政治里,王朝更迭不过是往复循环的“起义”而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算不得是对君主制度的控诉,而是对君主制中天命所归的不满。然而,起义背后却又有着与现代革命类似的精神结构。凭什么洒家不能成王成侯,这一个“凭”字的追问,精神史上意义重大。因为由此就激发起“起义者”对起义纲领合法化的动机,我国历史上各朝代遭遇的起义无不有其特定纲领的设计,虽然尚未进步到告别王朝政治。晚清以降,此等追问随着中华政治体的衰落和外部挑战的加剧变得越发频繁,思考的资源不再限于传统的“天道”,西方民主思想的引入,就使得“皇帝”统治的大清王朝政治颠覆之后,政治体立即取向“人民”统治的共和国。这一转变,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文明”与陷入“灾难”的总开关。

一、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党群关系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党的合法性与党群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党群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就是党的合法性的建构和积累过程,离开党群关系,执政合法性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须始终把改善党群关系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断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二是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党的合法性建构体系,是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静态和动态多元合法性的统一。因此,必须创新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完善规范合法性;必须尊重与弘扬党的光辉历史,不断塑造经验合法性;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程序合法性;必须执政兴国、科学发展,不断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只有不断改进党群关系,构筑党的“多维一体”合法性体系,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为此,在古代政治中,当旧君主因各种原因去世,新君主年幼不能主政的时候,就产生了由亲族或戚族代行职务之谓的“摄政”。“摄”字有代理之意,也有保养扶持的含义,古时类似情况也常以“训政”来表达。{4}用现代民法话语来表达,则是“监护政治”。{5}然而,无论摄政、训政抑或监护政治,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功能,一种专为解决政权与政权主体间因突发事件而引发冲突的应急方案,而非每朝每代逢此例外状态如临大敌般的僭越行为。回溯古代政治制度史,摄政现象不乏先例。{6}然有因摄政而维系政权,以获长治久安者,也有因摄政而失去政权,家天下变成贼天下者。究其原因,不外乎对此冲突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对此例外状态给予功能性的制度安排缺乏预见。因此,历史上摄政常有,但制度不常有。摄政实际上都是一种事到临头随机应变的安排,摄政的既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外戚权臣、辅政大臣。故虽由此可形成历史先例,但终究缺乏制度上的前瞻性设计。结果就像历史上所不断上演的,摄政成为篡夺皇权势力的一种主要途径。摄政者不是将皇位还政于上一代君主所指定的继承人,而是将皇位留给摄政者自己或是自己的子孙。纵观古代历史,“摄政型政治”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几个,而能够免遭摄政的王朝也没有几个。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每个政治理论设计就此都必然面对一个基本的困境,统治权与统治权主体的分离。统治权长存,统治主体必然消逝。统治主体无继,统治权难以长存。所有的统治权必定需要一个具体的贯彻者。任何一种权威都是具体人承担的权威。{2}可这是否是说,此种区分恰恰表明了,法治最终仍旧是人治,法治不过如此而已,这其实只触及问题的一半。因为法治与人治已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之争,而权力与其主体之分则是古代与现代政治共有的存在属性之争。

绩效合法性形成执政合法性的实践内容和检验标准。功利主义合法性传统认为绩效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良好的政绩和有效的治理是确保合法性存续的关键因素。绩效合法性实质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有效性”与民主系统的“行政功能”与“治理绩效”相关联,即“政治权力在为提高共同体和集体利益时的有效运作”。简言之,绩效就是国家民主制度安排、公共权力管理和民主机制运行的实际业绩和成效。绩效合法性考核国家或政党执政的整体效果,不仅仅是单一的政绩,还应包括政治秩序、社会进步等相关指标。绩效合法性是一种结果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历史的必然性、程序的合法性都不能取代绩效的合法性,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稳定的社会发展,一切合法性的说辞都不会得到人民的长期认同和支持。历史反复证明,有效性的亏空和缺失会导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绩效合法性具有客观性、评价性和动态性等基本特征,是执政合法性系统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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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合法性是塑造执政合法性的社会资源和历史传统。“决定合法性功能程度的因素在具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而且决不能先验地假定。”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性建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是合法性构成的关键要素。经验主义合法性受政治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深厚影响,摈弃对合法性价值构思和形而上学推理,赋予合法性一个经验的、历史的基础,用人民经历过的、可观察到的事实来阐明政治合法性现象。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合法性的生成不是横空出世,往往需历经漫长的选择和积淀,甚至融入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才能获得生命力。经验主义认为一个“文明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合法性主要来源,古代政治统治的君王世袭制度、现代政治中的制宪建国与政党继承机制,均以经验主义为原则建构合法的政治秩序。经验主义合法性是一种客观合法性,注重合法性建构的历史资源,具有经验性、继承性和客观性,它构成执政合法性有机体系的事实基础。

   一、摄政与统治权主体更迭的例外状态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天是过去的延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形成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产物,是一个从部分到整体、从单一到多元的历史建构过程,由此积累了共产党执政的广泛社会资源和深厚历史传统。

   统治权长存,统治主体消逝。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是一个制度系统。任何执政党的合法性建构过程都不是简单、一元化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从意识形态到执政纲领、从政治内容到统治形式、从选举过程到执政绩效,涉及一国政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共产党不仅合法性建构过程是多元、立体的,而且依赖的合法性资源也是丰富多样的。如前所述,共产党塑造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获取历史合法性传统,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系统,推进民主、民权、民生的发展,把执政党的合法性建构在人民的主体性、治理的有效性、社会的进步性基础之上。特别是从政治系统和政治制度层面塑造合法性基础,是共产党合法性建构的一大特色。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合法的民主程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的属性决定了合法性建设必须是法治型、制度化的;另一方面,先进的政治制度系统是合法性的保障,党为实现人民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逐步形成以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有机统一的民主制度体系,构成政治合法性一套完备的程序保障。

   三、谁是人民的“摄政”者?

二、党群关系的理论维度:规范合法性的生成

  
内容提要: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由此,现代民主政治就面临相同而更为复杂之问题:一旦以虚构的人民取代君主,民主国家势必缺乏统一的判断力与行动力,那么,新生人民是否需要摄政以及如何成长?英国对待摄政乃是采行立法,对功能加以理性化。理性化进一步体现为摄政为代表之历史原型。除了要担负起监护人民的摄政职能,代表还须建构和贯彻公共意志。孙中山洞察到“训政”的必要,却失于规范化考虑,仅从政治上层构建人民意志;共产党则扬弃训政为人民意志构建,从下层民众出发,先后担当起社会意志建构、民族意志建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虽不乏波折,却是行进在理性化与规范化的道路之上。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二、君主立宪后的“摄政法”

党群关系;人民;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政治;绩效;党的领导;统一;制度;合法性建构

   关键词:统治权主体;摄(训)政;理性化;人民意志建构;先锋队

程序合法性构成执政合法性的运行载体和制度形式。程序主义合法性传统认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是人民利益和权利的表达与实现过程,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必须经过人民明确地授权,并以一种合法的、公开的、制度化的程式来进行,即“正义必须以人民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主义的合法性的论证逻辑可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从程序的内在价值——过程价值和程序本身的品质来论证权力合法性,认为程序的参与性、合理性、公平性、互动性及人道性是合法性不可或缺的内容,哈贝马斯主张的“程序主义的话语伦理学”是这种程序本位论的典型代表。二是从程序的外在价值——“好的结果”和工具价值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认为好的程序是实现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罗尔斯“最低额的最大化原则”是这种程序工具论的生动体现。程序主义合法性认为人民是国家主权者,对统治权的支配、行使、委托和让渡都必须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在现代国家中就是民主化的委托授权过程和法治化的权力执行实施过程。程序主义合法性是一种形式合法性,注重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与制度要素,具有程式性、制度性和参与性等特征,是执政合法性体系建设的形式条件。

   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之后而还之政也。”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张龑  

六、结论

  
现代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又通常以选举参与为其首要特征。似乎没有选举参与的话,断不敢妄称己为民主政治。如此一来,选举参与就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是选举仅仅是因为民主的需要吗?还是说,选举除了其“多数参与”的合法性功能之外,实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断方式,目的不纯是为了民主参政议政之价值,或至少不全是为了民主参与;而是因为,在统治权和具体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裂缝,选举是为了可以和平地实现统治权在不同主体间的交接、承继和过渡。较之古代的世袭制,选举亦担负着同样的功能,虽然它更为合法,是民主价值的体现,但技术难度更高。

Muthiah Alaggapa,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The Quest for
Moral Autho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5.

  
传统儒家政治相比起民主政治,并非不注重对统治者的约束,而且还自有其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但是,此种规则体系,一方面过于注重从伦理上评价政治功能,以至从道德上蔑视假借摄政以篡权;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规范的公共性与私人内在的道德性缺乏明确区分,道德约束常常成为私人意见和判断的结果。最终,历朝历代幼皇帝常有,却无摄政之常设的规矩。可是,如前述,摄政所具有的功能必要性绝非每种政治体所能刻意回避之,相反,越是事到临头仓促应对之,继承问题越是表现为残酷的宫廷斗争。现代政治则相反,它根本上是一种古代政治生活的理性化结果,理性化意味着通过规范化和体系化来治理,因此,将功能需求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化,可谓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和成就。{7}素以政治成熟著称的英国政治是此种理性精神的榜样。

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执政合法性的建设是理论和实践、价值和事实相统一的过程;而且,只有形成合法性的理论和观念,才能指导、规范、建设及评价合法性的实践。诚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⑧学习理论、宣传理论是党的一大法宝,理论创新是党的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思想路线、认识路线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产党合法性的建构正是从观念和理论开始的,把党群关系作为力量之源和执政之基,把党的领导和党群关系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转化为人民群众听得懂、说得清、信得过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工具,推进党群关系理论从精英到大众、从专业到通俗、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形成对党群关系价值功能、内容形式的了解、接受、认同和信仰,实现从知识到观念、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这是共产党合法性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之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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